非典对银行业务运行影响较小。因为与其他行业相比，银行电子化程度较高，大部分对公和对私业务都可能通过电话或网上交易，避免了“面对面”接触。但非典对银行业的间接性波及和冲击不可轻视，这主要表现为非典给银行业带来的六个方面的冲击。另外，非典的爆发也给银行业带来了“三大机遇”。因此，央行在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同时制订出及时、准确、适度的微调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

 

非典对银行业的六个方面的冲击

 

　　1.短期内，贷款高速增长的势头将有所缓解

 

　　非典对新增贷款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贷款增长速度过快和发放过多所产生的压力。2003年3月末本外币贷款同比增长19.5%，增幅为1997年以来最大。第一季度各项贷款累计增加8513亿元，同比多增加5022亿元，而2002年全年同比多增6036亿元，相当于一个季度完成2002年全年80%的任务。

 

　　非典对新增贷款的冲击是局部的和暂时的。非典不同于其他自然灾难，它没有破坏物质基础，但严重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心理；没有挫伤长期需求，主要阻碍或改变了短期需求；没有大规模损害投资需求，但严重抑制消费需求。由于目前推动贷款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是短期贷款和个人消费信贷，过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所带动的中长期贷款高速增长的态势已逐步放慢。2003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主要集中于商业、建筑业、农业、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等短期贷款，基本建设、个人住房、汽车消费等中长期贷款，而新增贷款的增长点和地区分布恰恰是受非典冲击最严重的部分。

 

　　在第二季度，住房和汽车等个人消费贷款增长将大幅减少。非典对房市冲击较大。原本“五一”前后是购房旺季，但因非典的影响，几乎所有购房活动被迫停止，且住房租赁行为被严格限制，新增的个人住房贷款需求也被推迟了，非典对车市冲击较小，北京还出现了“突击买车”现象，但这种火爆的车市并没有带动汽车消费信贷同比增长，因为直接用现金购车的比例增加。另外，受非典对个人收入增长以及外出练车、看车等活动的影响，未来一段时间汽车消费需求的增长还可能减缓。

 

　　私营和个体企业的贷款需求显著下降。受非典影响最直接的行业是旅游、餐饮、零售、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这些行业内中小企业比重较大。受非典影响，居民减少了在外吃饭和出门购物休闲等活动，与此相关的一些中小企业将面临较大经济损失，有的甚至会关闭或破产。

 

　　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贷款需求将会放缓。由于非典重创了民航、铁路等大中型交通运输行业，导致能源和其他相关行业受损，这些行业的贷款需求增长将受到制约。

 

　　工业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增长将放慢。进入第一季度以来，工业生产增长迅速，其中，在工业39个大类行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纺织工业等六个行业合计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5.1%，拉动工业增长9.4个百分点。在非典疫情期间，这些行业对工业增长的动力将不会改变。但非典影响了出口交货和订单的签订。出口受阻，或增大库存或减少产量，都会影响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2.近期居民储蓄存款减少，手持现金增多

 

　　2003年2月末居民储蓄余额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4月份居民储蓄增加634亿元，只相当于1～4月累计增加额（8275亿元）的7.66%。可见，多次利率下调并没有减弱居民的储蓄热情，而非典却对近期居民储蓄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从长期来看，非典对居民储蓄增长的影响应该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一方面，收入增长下降和存储次数减少等因素，对储蓄增长起到“拉下作用”。因为部分企业和个人收入减少，如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的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居民储蓄能力下降；为减少外出，居民到银行存储的次数下降，许多现金收入都滞留在家中。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减缓和证券分流势力较弱等，对储蓄增长起到了“推上作用”。除一般日用消费品外，非典引起居民对消毒和保健用品的需求量增加，而对教育、旅游、休闲、娱乐、餐饮等开支大量减少，对许多大件耐用消费品购买推迟，从而导致消费减少储蓄增加。另外，目前由国债和股市所引起的储蓄分流并不明显。不过，这种由“推上作用”所引起的储蓄增长可能是潜在的，在近期内大量资金将滞留在居民手中。

 

　　3.企业存款少增，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幅回落

 

　　由于旅游、交通等第三产业严重受损和各地的隔离措施所引起的市场流动不畅，以及企业用于采购医疗器材、药品的开支增加等因素影响，企业将出现利润下降和存款少增的现象。4月份企业存款增加174亿元，同比少增1117亿元。同时，非典对即期需求的严重冲击必然导致狭义货币M1的增幅回落。

 

　　4.银行盈利空间收窄，利润减少

 

　　非典不仅仅冲击了银行存贷款业务，也明显影响了中间业务的拓展，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盈利空间收窄，利润减少。一是通过存贷利差所得的利润下降。非典使储蓄增长下降的同时也使贷款增长显著减缓，而后者的波幅更大，时间更长，这必然导致银行面临“存多贷少”产生的利息收入减少问题。二是通过中间业务收费所得的收益减少。由于非典严重影响了企业正常运行和居民生活，银行的一些中间收费性业务如代理、转账、承兑等的开办受阻或推迟。而目前银行从中间业务中获取的收入在总收入中已占相当比重，中间业务拓展又是新增利润的主要部分。三是因不良贷款增多导致正常利润被侵蚀。在新增贷款减少的情况下，如果原有贷款本息不能如期收回，银行利润就会明显收缩。四是因预防非典银行增加额外开支。银行为预防非典采取了一系列消毒和卫生保健措施，如消毒现钞、柜台、营业厅等，这也加大了银行管理成本。

 

　　5.企业还款能力变弱，银行不良贷款率会上升

 

　　目前受非典侵害最严重的六大地区（北京、广东、山西、内蒙古、天津、河北）在全国GDP总额中占比25.26%，受非典直接冲击的行业和单位如旅游、餐饮、零售、交通、文化、教育、娱乐、医院等的产值在GDP中占10%～20%。这些地区和行业的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以及还款能力减弱，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6.企业受损的不确定因素增多，银行信用风险贴水加大

 

　　非典属于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特事特办”政策，如税收、工商等部门对受冲击较严重的交通运输、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实行减免税收和减少收费的政策；用工单位对因非典影响不能正常工作的人员照常开薪；本应履行的合同因非典无法履行也不予追究等。这充分反映非典爆发对企业正常运行造成了影响。一些企业和个人借非典之机有意无意地不履行合同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从而导致银行信用风险贴水增大，对日后交易行为可能会产生不良的示范效应。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而对银行稳健运行有长期影响的问题。

 

非典带给银行业的“三大机遇”

 

　　1.企业和个人交易方式的改变，带动了电话和网上银行业务空前发展

 

　　受非典影响，网络需求超乎寻常地增长，IT行业潜力被进一步挖掘，这种需求会对未来IT行业的发展产生较深远的影响。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这种“足不出户”的交易方式将会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同和选择。

 

　　2.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新的信贷需求热点

 

　　非典将极大地改变居民生活方式。防治疾病保护健康可能成为居民的第一需要，这包括更多的人愿意选择远郊或低楼层住房而不是城区内大型公寓、愿意选择社区小超市而不是大型购物商场、愿意选择社区卫生保健机构而不是大医院等，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社区服务的兴起，将产生新的信贷需求。另外，非典爆发也暴露出学校教育方式的落后，传统的教育方式严重缺乏应急能力和资源共享能力，应建立起层次分明、针对性强、传递迅速、覆盖面宽的现代化教育网络。这是当前消费需求的重点。

 

　　3.公共健康和农村医疗体系的重建，产生新的金融创新机遇

 

　　非典爆发充分暴露出中国公共健康和农村医疗体系的薄弱，远不能适应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重建公共健康和农村基本医疗体系更多的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责任,但进行重建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方式，集合起政府、个人、社会、金融的力量来进行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当前货币政策的取向

 

　　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没有改变，一旦非典被控制，被抑制的即期需求就会充分释放。为此，央行无需改变货币政策基调，应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公开市场的作用，有效地调节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但在两个方面应有所作为：一是制定及时、准确、适度的微调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二是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加强特定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

 

　　扩大贷款范围，鼓励金融创新，增加银行资金运用渠道。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将继续成为金融热点，而学校教育网络、个人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社区服务体系、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等项目建设可以成为新的信贷投资点。

 

　　拓展中间业务，扩大银行盈利空间。进一步拓展银行在代理、承兑、托管等中间业务方面的发展空间。在允许开办个人账户的基础上，鼓励银行推出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的金融服务产品，如开办电费、水费、煤气费等“一本付”的代理业务。

 

　　加快电子化和网络建设，积极发展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业务。鼓励持卡消费，防止现钞流通中的相互感染；简化电话银行和网上银行的操作程序，提高其通畅性和安全性，加大营销活动。

 

　　建立一套危机应对机制，加强特定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非典没有直面冲击金融体系，但它也是未来可能出现突发性危机事件的一次预演。中国已逐渐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世界风云变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传递效应，战争、石油危机、恐怖活动、自然灾害、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出现，都会对中国金融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故此，加强对特定时期货币政策的研究，建立一套及时、高效、灵活的危机应对机制也是值得考虑的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文章原刊于《中国金融》2003年第11期。